义乌陈望道故居地址在哪里?党员参观陈望道故居去了的感受和感想。习近平总书记陈望道故居在参观《复兴之路》是给大家解释“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谈及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的故事，可见陈望道的影响力有多大。自从习大大发表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之后，全国各地的行政机关为了学习和瞻仰陈望道事迹纷纷组团赶赴义乌陈望道故居，掀起了一场陈望道精神学习的浪潮。

同时也带火了陈望道故居所在地的旅游特色产业带的发展，催生了不少投资在陈望道故居的旅游项目中。义乌斯路何庄酒店就位于陈望道故居所在地，是一家中高档的集休闲学习住宿为一体的民宿酒店，是一家高档舒适的度假村，为前来学习的党员们，提供了不一样的体验。

义乌斯路何庄酒店是一家由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投资兴建的高端休闲主题式度假庄园。

义乌斯路何庄是一家由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投资兴建的高端休闲主题式度假庄园。地处于“中国美丽乡村”之称的义乌市何斯路村，这里养育着目前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依山傍水，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空气清新。

餐饮、住宿、休闲一体化高档休闲场所，空气清新，山水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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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斯路何庄度假村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经济开发区城西街道何斯路村1120号

预定电话：15857918787

6月14日，在“七一”即将来临之际，安地渠道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走进义乌陈望道故居开展主题党日教育实践活动。

在分水塘村，陈望道故居的管理员、义务讲解员陈华仙详细讲述了陈望道的成长历程和革命生涯，引导大家参观了解了其生平事迹、照片和珍贵藏品。同时，讲解员还带领大家参观了陈望道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柴房旧址，并绘声绘色地讲解了陈望道误吃墨水的故事。讲解中她流露出对前辈由衷的敬佩，传承祖上遗志，勇担历史使命，深深的吸引了我们，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而又精彩的党课，让我们从中品味到真理的味道。

最后，全体党员庄严地面向党旗宣誓墙，重温入党誓词，唤醒每名党员“最初的信仰”，坚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崇高信念。大家追寻红色梦想，品味真理的味道，进一步坚定弘扬新时代水利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把满腔敬仰化为学习和工作动力，撸起袖子、挑起担子，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和品质，抓实做好自身工作。

在陈望道故居，党员们参观了解陈望道先生的生平事迹、照片及珍贵藏品，真切地感受到了真理的力量。

随后，党员们在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大家纷纷表示，通过瞻仰学习，让全体党员从思想到灵魂，都得到了洗礼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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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浙江新闻9月11日电（记者　奚金燕 通讯员 张佳东 余宁磊）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激励党员忆初心、铸忠诚、担使命，11日记者获悉，武警浙江省总队金华支队60名优秀党员代表赴义乌市分水塘村瞻仰陈望道故居，开展“重温信仰味道、牢记使命担当”主题党日活动。

陈望道故居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分水塘村。周围山峦重迭，因水分别流入浦江和义乌，故称为分水塘。陈望道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语言学家、当代社会科学家，《共产党宣言》首译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

走进阁楼故居，感受到的是一位孜孜以求，博学笃志为中国革命、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气息。在村文化馆内，讲解员声情并茂地为金华支队党员代表讲述着《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译本诞生的故事。

陈家柴屋，凝聚着革命前辈的信仰之甘、精神之甘，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党员代表十分感怀于陈望道专注翻译误食墨水的精神，更深切地感受到信仰之源的强大感召，正所谓“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纷纷表示要从这部经典著作中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真理力量、信仰力量、思想力量，才能将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实践伟力开创美好明天。

在分水塘村中心的宣誓台上，雕刻着巨幅中国共产党党旗。面向党旗，全体党员右手举拳，在金华支队政委吴振宇的带领下，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词在分水塘村回荡，那是官兵对党无限忠诚、永远追随的重唱。

党员代表苏福胜表示，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凝聚了党员力量，激发了组织活力，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真正落地生根，使每位党员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更加全面地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时代担当。

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 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陈望道故居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分水塘村，是一幢建于清宣统年间的庭院建筑，一进五开间，左右厢房各二间，开间前檐有天井，设有照墙。2019年10月7日，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原民盟中央副主席。民国16年兼复旦大学教授，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民国17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民国20年7月离开复旦大学，从事写作。民国35年6月，随国立复旦大学迁回上海，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校长。

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中国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张华、一介、焦风、晓风、龙
贡公等。浙江省义乌人。1891年1月18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腊月初九）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等论文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文法简论》（1978）的定稿工作。这本书共分7章，其中不少地方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见解的进一步发挥。书中对词类问题用了较多的笔墨，既讲了词类区分的依据，又讲了汉语的词类系统。他把汉语的实词分为体词、用词、点词、副词 4大类。体词包括名词、代词；用词包括动词、形容词、断词、衡词；点词包括数词、指词；加上副词，合为9类。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3类。在实词、虚词之外另立感词一类，共计13类。句法部分讲得比较简单，他把复合谓语分为并列、顺递、接合、提带4种。这本书是他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此外，他还有许多篇论文。他的论著均已收入四卷本《陈望道文集》中或依专题而分别收入《陈望道语文论集》《陈望道修辞论集》等当中。 陈望道曾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教授。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不幸逝世，享年86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1891年1月生。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6月回国。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述（根据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第一集《举旗定向》整理）

背景资料:

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浙江省义乌市人，1891年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担任过《辞海》总主编。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到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问世。

于中国而言，这本书意义非凡。如闪电，如路标，如烛光，为黑暗中探索的先驱们带来了温暖与希望……

《共产党宣言》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是《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建立起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十分重视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特别要求领导干部精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中的代表性篇目，其中首篇就是《共产党宣言》。

墨汁的黑，如同近现代中国那段黑暗历史，底色沉沉，路在何方？真理的甜，赋予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勇气和力量，劈开黑色世界，让光明洒满大地，让中国从苦难走向辉煌。

前赴后继，开天辟地，“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真理的力量——历尽劫波书仍在

在山东东营市博物馆，有一本书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中的一本。这本书系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书名从右至左排列，只是“共产党宣言”错排成“共党产宣言”。

这样一本书，如何能历经战火，穿越时空，得以保存？这背后是一个个值得铭记的名字。

1926年正月，共产党员刘雨辉回到家乡山东广饶县刘集村省亲，临别前将一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赠与族中的共产党员刘良才。她神情凝重地说：“党员都应该学一学，它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知道今后走的路。”

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国民党罗列的“禁书名单”中，《共产党宣言》名列榜首。刘良才冒着生命危险，在住宅墙角外挖了一个隐蔽地窖，把书藏起来，躲过敌人无数次搜查。

1931年，刘良才赴潍县任县委书记。临行前，他将《共产党宣言》首译本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

1932年8月，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考文意识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捕。为了保护这本珍贵的书籍，他将之郑重交到了为人忠厚低调的共产党员刘世厚手中。

没过多久，刘考文被捕。1933年，刘良才也在潍县英勇就义。

血雨腥风中，这本书，曾藏在炕洞中、躲在粮囤下、掖在墙眼里。刘世厚想尽办法，妥善保存着它。

即便是1945年1月，暴虐的日寇一次性烧毁刘集村500余间房屋时，它也得以幸免。已逃出村的刘世厚冒着危险，返回村里，将塞在屋山墙中的首译本安全带出，使之免于被焚毁。

……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见到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紧握着他的手问道：“《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那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看着总理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

1975年5月，刘世厚捐出了珍藏40多年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今天，我们有幸看到了这份珍贵的文献。

这样一份幸运的背后，是血与火，是真理的力量！

经世流年，精神长青。

真理的光芒——“壮丽日出”永不黯淡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4月23日的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以6个“深刻阐述”和3个“经典著作”，肯定了《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地位。他强调，“《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作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书写了辉煌的篇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不断进行新探索新实践，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又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语言”书写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权后应当“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科学的理论指引发展的实践，强调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

《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使命。改革开放40年来，现行联合国标准下，中国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全国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年均减少13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3.1%。这一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正是今日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最佳注脚。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正在中华大地一步步变为现实。

……

在世界层面，《共产党宣言》的经典意义也重新被人们认识。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登上过西方几乎所有重要财经类报刊的封面，几乎每天都有分析评论新作援引他的观点。西方社会有识之士再次认识到，当今西方社会制度之弊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方能解释。一些学者开始用《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原理批判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2012年7月12日出版的英国《卫报》报道，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著作在英国的销售量大幅提高。

荷兰皇家文理学院社会史国际研究所是马恩文献手稿主要保存地之一。研究所档案馆馆长范德海登告诉记者：“人们一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可是，当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再度出现，大家发现，要理解当今世界，马克思100多年前写下的文稿和著作依然很有价值。”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林菲思指出：“《共产党宣言》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一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这一真理的光芒，照耀、引导着今日之中国与世界的前行。

陈望道，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语言文学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全译者。1923年至1927年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学务长、代理校务长、行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52年至1977年为复旦大学校长，是复旦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1923年，陈望道受党的委托，出任上海大学学务长，1925年后代理校长工作。他的教学风格民主空气浓厚，学生学习活泼生动；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仅研究文艺的学术组织，就有春风文学会、青风文学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上海大学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校的管理等方面，在当时都是别具一格的。

陈望道，男，汉族，中共党员，1891年1月出生，浙江义乌人。他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时，很深情又意味深长地讲:“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他曾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1927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1949年之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领域有较深造诣，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作出贡献。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标点之革新》等。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深深懂得干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办教育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他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有关办学方针、重大决策和干部任免，他都提交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就使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 ，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陈校长坚持根据我国教育实际，制订学校的教学制度。他担任校长初期，就遇到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的问题：是不顾民族特点，一味照抄照搬呢，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
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高校曾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当然其中有不少好的地方，不过当时把他们的”六节一贯制”的作息制度也照搬过来了。一个上午学生要连上六节课 ，上完第四节课之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小面包，接着再上两节课。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陈望道校长指出：”中国的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 ，怎能不顾事实照搬别国的经验呢? “后来这一做法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地区11所大学的有关专业调整到复旦大学。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教授专家也一起调到复旦。起初有些教授对院系调整想不通，情绪不稳定。陈望道先生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促进教授间的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动员外文系一位教授出来担任系主任，他一连三次登门造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倍至 ，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作出成绩，又及时给予提拔。由于陈校长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关怀他们，许多教授的思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安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事实证明这些教授的到来，壮大了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外公陈望道的祖家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是一个山坳里的小村庄。妈妈嫁到20里外的柳村，路程虽然不算远，可是要翻过几座小山，路途还是很辛苦的。我自小就很喜欢和妈妈一起回去。

一

外公是故乡的一位名人。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外公的事情，经常问妈妈，妈妈却总是说，外公是一位好父亲，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如果要建议她做什么和怎么做时，总是以“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开头。妈妈小时候不知道那么慈爱的父亲同时还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经常身处危险境地。有一天妈妈在家里温习功课，外公突然唤她到身边，说是已经叫了一辆黄包车在门外，让妈妈乘车去送几本书给一位叔叔。外公特意叮嘱妈妈去叔叔家的路上不要和任何人讲话。

妈妈看外公认真郑重，就拿起包好的袋子送到了那位叔叔家。几年后妈妈才知道那是一些被查禁的进步书籍，反动派正在到处搜查，已经怀疑到外公了。为了保护这些书籍不被发现，外公想尽办法把书籍分批安全转移出去，稳妥收藏到最可靠的地方。

妈妈是长女。1937年，得知我出生时，外公非常高兴，他说:如玉，如玉，为出生女婴取名为“若瑜”并解释说瑜如玉，玉是无价之宝。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而我对外公的最初印象，是1947年的暑假，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他回到分水塘祖宅。

记忆中的外公不太爱讲话，但很喜欢孩子，会给我们买零食，我们玩耍的时候，他经常会饶有兴趣地从旁观看。外公有时会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群爬树摘果、下河摸鱼的小孩。因为我是长房长女的缘故吧，外公有事总是习惯唤我去做。有时候外公会给我一点钱让我去买花生，再按孩子人数均匀地分成几个小堆，让大家领走。我们闹哄哄开心地领花生吃，不管是急着抢先拿的，捎带从旁的堆里顺一两颗的，还是不急不忙随便拿的，外公都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不说话。有一次外公问我，为什么每次总是最后才拿?我解释说，因为是我分发的，只有自己最后一个拿，才能表明公正。外公听了，点了点头，依然笑笑不说话。

外公外婆在复旦大学工作那会儿，住在卢三村17号，我和妈妈去上海，就住在外公家里。记得外公和我们出去，从学校到市里都是乘坐复旦大学的校车，每次上车外公都要先让外婆、妈妈和我坐好后他才坐下，一旦上来一位女士，他就会迅速站起来让座，哪怕还有其他空位，也是如此。

二

1956年，我因为经常莫名的头痛无法持续课业，只好暂时休学到上海看病。在国福路51号外公外婆身边，度过了两年幸福的时光。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公是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为弘扬教育事业，培养栋梁之才，树立优良学风，倡导学习研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外婆是外文系副教授和学校妇女组织负责人，同时还担任着中国民主同盟会上海市分会妇女组织负责人。他们工作非常繁忙。

陈望道和夫人蔡葵合影于卢三村17号。

我到上海治病的时候，外公已经65岁，外婆也已55岁了，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就卓著，在大量的社会工作中也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和热情，在家中的时间也大部分在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两位老人恩爱互敬，对我百倍关怀，让我萦系终生。

外公和外婆因为作息时间不同，工作性质也不一致，为了不影响彼此的休息，他们在二楼各有卧房。外公的房间出门往左转上两个小台阶就是外婆的房间，有时我在外婆房里，外婆就会提议“我们去看看外公好吗?”到外公房门口外婆就会说:“陈先生，阿瑜来看你啦!”外公每回都会很客气地一边做出请的动作一边说:“坐，坐!”外公和外婆从来都以先生相称对方，外公称外婆“蔡先生”，外婆名“暮晖”，有时外公也会称外婆“暮”。有一次，外公高兴起来大叫“猫”，外婆边答应边往外公房里走，问外公什么事。外公说我没叫你，我是在唤猫呢。“暮”、“猫”两字发音很像，外公这种偶尔淘气玩笑会让家里轻松快乐。

外公外婆非常相爱。婚后不久，外婆曾去美国留学，多月不见，书信不便，双方都经受着相思之苦。后来外婆突然接到了外公住院的消息，立刻暂停学业乘机回国。一路上忐忑不安，不知道外公病情如何，是否卧床不起、一切生活需要他人帮忙照顾?满脑子各种猜想，情绪非常低落紧张。下了飞机，外婆匆匆往外走，出机场门正在找车，就看到一个人影从远处直朝自己奔来。看着越来越近的熟悉身影，外婆又惊又喜，直到气喘吁吁的外公站在自己身边，外婆才相信这正是自己急切赶回来要探望照顾的亲人。

三

外公、外婆由衷地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对新中国的建设投入满腔的热情。1957年6月，外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他的工作热情更加饱满了。每天日程安排得非常紧，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在书房伏案，尽管精神很好，但人却消瘦了许多。

一天早上，外公打开房门，一边高喊着“暮，暮……”一边朝外婆房间走去。外婆迎出房门，问:“陈先生，怎么了?”“我的手表没有啦。手表丢了。”

下午，我在外婆房间里和外婆聊天。外婆说，既然外公的手表找不到了，那这两天要赶紧去买一块，不然外公掌握不了时间会着急的。正说着，就听到隔壁传来外公的嚷嚷声:“暮，暮，我的手表找到了!”我赶紧打开房门， 见外公已经走上台阶，不知为什么左臂高高举过头顶，外公左臂高高举过头顶走上来，看到外婆和我不解的目光，就用右手指着左上臂说:“看!在这儿找到的。”原来是外公这段时间因为过于忙碌，整个人消瘦了，胳膊自然也细了，于是手表也在无意中异位了。

虽然外公经常神游忘我在工作的世界里，但并非对周遭的人、事不关注。有一天，外公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说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宝贝!”我从古代的青铜器一路猜到明清的大瓷罐，外公都笑着摇头。外婆拍拍我的肩膀说:“阿瑜，你外公不在意那些东西，他一定是发现什么人才了，那才是他心目中的珍宝!”果然外婆是最了解外公的，让外公兴奋地称作“宝贝”的，是复旦大学校办工厂的一位工人师傅，叫蔡祖泉，他只读到初小三年级，全靠自学成才加上爱动脑肯钻研，成功研发了“小太阳”照明灯，那可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盏氢灯。

四

1958年，我决定赴祖国的大西北，在建设边疆中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这是国家副主席朱德在《中国青年报》中发出的号召——— 青年们去建设祖国的大西北。我满怀豪情，但想到要离开两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又觉得不舍和难过。

当我告诉外婆这个决定的时候，她提议和外公陪我一起去西餐厅用餐，给我送行。外公非常忙，能陪我们一起出来用餐，是很难得的事。我终生忘不了外婆那天的表情，她到底是高兴还是难受。

无论我在哪里，收到外婆的信都是很高兴的。在信中必提到的是外公的近况和她的近况。特别是外公有了什么好消息。她也经常会在信里附上一张外公或她自己的照片给我。

1963年，我的长女出生了，外公、外婆很高兴，外婆把我女儿的照片看了又看，并取出一本小影集，边在影集上放照片边说:“待我老了，你们把小宝宝都送到这里来(外公外婆家)，我和你外公同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外公高兴地为长女起名为“一新”，说是新疆的第一代，一新耳目。并对我说:“在靠阳台第二个书柜的第三层，有本《一字长篇》，那是一本专门解释“一”字的书。”他一边跟我说，一边在一张纸上写着。至今，我还保存着外公为我长女一新取名时写的“耳目一新”的纸条。外公当时兴奋、慈祥、亲切的面容至今仍是历历在目。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回沪去看望外公。几年不见，外公衰老了很多，我一时觉得难受，坐在办公桌旁也不知说什么好。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冷场了一会儿，还是外公先开口了，他从摇椅上慢慢站起来，“我现在可以穿皮鞋了。”他又坐回摇椅，拿了一双皮鞋穿上，大踏步地在卧室里来回走起来，“你看，我这不是挺好嘛?”确实，外公走起路来似乎很有精神，但我明白他是在宽慰我，说明他很健康。当然他健康让我欣慰，但我也可以联想到他曾经穿皮鞋都不是容易的事。

1971年9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一帆。我到电话局打长途电话将这一喜讯告诉外公，外公非常高兴，连连祝贺母婴平安，叮嘱我保重身体，并夸奖名字取得好，人生一帆风顺是最大的幸运。得到老人家的祝福和夸奖，让我倍感温暖。

陈望道不仅潜心研究修辞学，而且也重视研究文法学。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研究文法，发表论文多篇。他曾于1938年在上海语文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从1938中起至1941年，历时四载。其历史背景是：“从中阴文法和两样文法学术接触之后，……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书为能事……最近十年来则因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渐渐地发现了，模仿体制已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因而讨论中“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有文法学的研究对象、体制、研究方法和词类区分等。陈望道提出：“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建议，并先后发表了《“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等十余篇论文。他还明确提出应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把组织功能作为区分词类的依据。在讨论过程中，陈望道还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倡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同存异，鼓励大家学术争鸣。这次学术讨论，为我国文法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陈望道汇集所有讨论的文章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成为汉语文法史上很有价值的文献。